粤语方言算是一门语言吗 粤语学习

　　来德国之后，身边的欧洲小伙伴动不动就会三四五六种语言。乍听了不得，然而这三四五六种一般都属于拉丁语系或日耳曼语系，许多词语甚至句法都是同根同源的。我就很不服气了：凭什么汉语普通话跟英语相差那么远是两种语言，德语和荷兰语、挪威语和丹麦语这么像也算是两种语言？或者说，到底怎么才算一门语言怎么才不算一门语言？西欧的各种语言换到中国语境下怎么好似中国的各大方言（dialect or topolect）？有些所谓的“不同语言”——如挪威语和丹麦语（没有挪威或丹麦的朋友，乱说不怕）——还是互通的，而一个只会普通话（或官话的某一支）的中国人未经学习应该完全听不懂粤语或闽南语。然而，会说挪威语和丹麦语的可以说自己是“会说两种语言”，到一个会说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的人身上就变成“除了满大林，我还会说两种方言”了。（注：我有些朋友不认同或不喜欢“官话”这一说法，为了避免冒犯人，我想着既然蒋介石有“常凯申”这一中西结合的小名，把官话称为“满大林”又何妨？）
　　更蹊跷的是，多掌握的这些“方言”有时似乎还成了负担。有一次，我跟一个广州的朋友在争论谁的普通话口音更重。我们一边指控对方“广东腔”重得不行，一边急忙调整自己的口音，拼尽全力舍弃“啦”、“噢”、“诶”这种广东味浓重的语气助词，希望让自己的普通话听起来更加“标准”。争执不下，我们叫来两三个北方（秦岭淮河以北的那个“北方”，不是广东人口中的“北方”）的朋友当裁判。可能因为我朋友用粤语比我用潮汕话更加频繁因而讲普通话的时乡音更重，根据两三个北方来的非专业评委判定，我的普通话在“标准度”上还是更胜一筹。我洋洋得意。
　　后来回想起这件小事，觉得有些诡异。两个广东人，为什么在比拼谁的普通话听起来不“广东”？生在广东、长在广东、在家里不讲普通话，说起普通话来有广东口音，难道不是正常、自然而又美丽的事情？
　　之前，我以为一种“话”是不是一种语言是显而易见的，有个世界通用的标准。“满大林和粤语显然是同一种语言嘛，用的都是一套书写系统。”乍一看，这种论断好像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且不说粤语有自己“非正式”的书写系统，这种论断所谓的“书写系统”指的是哪一套书写系统？新文化运动以前，这种“书写系统”应该是文言文。但文言文与任何一种汉语方言都是虽有千丝万缕联系但相去甚远——它与中国各方言的关系更像拉丁语之于印刷术普及前的西欧诸语。如果说因为有文言文这一套统一的书写系统，满大林和粤语就是同一种语言，那所有发源自拉丁语的欧洲语言也可以放在一起视作一门语言了？不对不对。
　　那如果这“书写系统”是“现代汉语”呢？毕竟，我们现在的书写系统不是文言文，而且也很统一嘛。但现代汉语的书写形式以白话文为基础，而白话文又以满大林——特别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满大林——为基础，若说因为现代汉语书写系统统一，满大林和粤语即是同一门语言，不是循环论证？另外，粤语“非正式”的书写体系，虽然用的依旧是汉字，但不通粤语、只通满大林的人大概只能看懂几成（例如下面这句很普通的粤语文字：“我琴晚翻咗屋企，因为我姑婆搵我倾计”）。若新文化运动之时，广东省内有一个独立的“粤语白话文”运动，今天岭南的语言景象可能会不大一样（历史决定论者们会说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决定了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讲）。
　　其实单单“普通话”这个词就已经很值得端倪了。虽说“普通话”是一门刚被建构起来不久的语言，但因为这种“建构”有其基准，“普通话”这个叫法便不无惑人之处。首先，普通话实际上是满大林的现代标准化形式（因此也称现代标准满大林），但实际上不只有官话有其“标准形式”，粤语、闽南语这些都有，但我们却用“普通话”特指“满大林普通话”。其次，由于避开了“官话”或“北京话”等名称，“普通话”这一叫法还让人有一种学这样一门语言对大家都很公平的错觉（“新中国，新气象；普通话，一齐讲！”——我编的）。但实际上，在刚推广普通话的当年，学习普通话对于北京人、四川人和广东人而言，难度不可同日而语（依次递增）。也就是说，所谓的“统一的书写系统”并非听起来那么简单，粤语与满大林是否同一门语言也远非显而易见（本文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不站边）。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便是在汉人当中，推广普通话对操不同“方言”的人而言也绝非公平，甚至有强加之嫌。由此看来，两个广东人极力摆脱自己跟“广东腔”的干系可谓“虚假意识”的一个例证。
　　那么，为什么“普通话”这一殊荣被满大林抢了去，没有粤语或闽南语的份？这里可以来一些简单粗暴的事后解释：满大林作为一种书写语言被广泛使用，可能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新文化运动推广的白话文肩负着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将与国族构建息息相关的文学想象传播给不懂文言的大众，不分南北。但这种区别于文言文、以口头语言为范本的新兴书写语言，其构建与南方诸语没有太大关系。新文化运动以前，满大林的个别变体作为口头语言就已经在精英阶层、特别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占主导地位；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南方各大语系的使用者加起来可能与满大林（各种变体）的使用者不相上下（对不起，这种南北二元分法忽略了四川、贵州等也广泛使用满大林的南方地区、北方少部分使用晋语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南方任何一种方言（或语言？）单拎出来都不可能在使用人数上与满大林相比。一方面，南方语言多样性太高；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化中心都靠北。

　　文字的出现滞后于口头语言——尽管书写语言会反过来影响口头语言。抛开出现时间不讲，这两者普世化的时间点也相距甚远。口头语言可能是人类沟通的最重要工具，而书写语言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前则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在中世纪欧洲和明清以前的中国，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是相对独立的存在。民族主义者喜欢统一语言，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想利用人们对与这两者差别的模糊认识。一方面，“我们都是法兰西人民”、“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口号需要一些方便的佐证，必须有某些“自古以来”便是如此的标识。像语言这样看起来历史悠远同时又是情感载体的东西，自然要担此重任。如果我们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那不就说明我们“同根同源”？没有语言的统一，我们进行“想象”的媒介都不同，何来一个统一的“想象共同体”？从19世纪中下叶开始，远在巴黎的法国政府往法国各地输送讲授“标准法语”（也即巴黎法语）的教师，“将农民转化为法兰西人”（尤金·韦伯语）；同样地，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也通过推广教育、标准化新闻广播所用语言等方式，在努力地将讲话让人听不懂的南越群蛮转化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华夏儿女。
　　是语言还是方言，看似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到头来可能还是像那谁说的一样，许多“客观事实”都是由权力所生产。不过这种问题也是无聊想想就罢，毕竟撇开国族构建不说，一门通用语对于促进交流、推动和平、加快经济增长（有没有背漏？）应该是有好处的。